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大厅里，一件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隆重礼器——“尊”为原型的精美艺术品被永久陈列在显要位置。这是中国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而赠送的“生日礼物”，取名“和平尊”。“尊”取“敬重”之义，以“尊”为礼，表达出中国对联合国的尊重与支持，以“和平”命名，中国“尚和”理念蕴于其中。“‘和平尊’传递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愿望和信念”，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揭幕仪式上，对“国之礼器”的寓意如是总结。中华文化崇尚和平、和睦、和谐，“和”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中，“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始终内化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近代以来饱受侵略扩张之苦的惨痛经历，更令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深感和平的珍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传承了这样的文化基因与传统，并成为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的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到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从着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视为外交政策宗旨，到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外界评论称，70多年的外交史正是一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之下如何与世界和平相处，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历史”。回溯这部外交史，秉承“和”的理念，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广交朋友，留下了一段段佳话。万隆之行，周恩来数次力挽狂澜，提“求同存异”促成共识；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洲，曾历时55天踏访10国，写下中非“老友记”的序言，展现中国真诚友善的“朋友观”，此后才有了“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从围棋代表团的互访到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深含东方智慧的“围棋外交”功不可没；小球带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民间外交开启破冰之旅；“熊猫外交”更让憨态可掬的“国宝”成为传递友谊、增进了解的使者……从中国梦到世界梦，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独特的外交风格，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尚和理念，向其他国家人民展现中国真诚相交的友好姿态。出访前，他常常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生动讲述出访国和中国交往的故事；家乡外交、庄园外交、散步外交，他以心相交、以情近人，增进中外间的理解；喜爱运动的习近平还通过体育这一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友谊和善意……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朋友越来越多。不过，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的“朋友圈”并非“盟友圈”，它开放而不封闭、包容而不排他，展现出“和而不同”的理念。“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习近平曾在比利时的一场演讲中以中国人喜欢的茶和比利时人喜爱的啤酒为喻，以“茶酒论”阐发不同文明“和而不同”的道理。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国际社会在惊讶、赞叹之余，也伴生焦虑和疑问，甚至有人抛出了“中国威胁论”。“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近平用“新醒狮论”向世界说明，“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中国既这样说，更这样做。从文化传统上，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在现实情形中，中国70多年来从未主动挑起一场战争，从未侵占别国一寸土地。面对百年变局的不确定性，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陈列在联合国里的“和平尊”，正无声地向世界诉说中国意蕴悠长的“和”理念。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对于研究党的组织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编纂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步后，大致经历了零散征编、统一征编、接续征编三个阶段。零散征编阶段（1950年代初至1984年春）20世纪50年代，有党史工作者和部分档案部门开始注意到中共组织史资料的重要意义，并作了一些开拓性的征编尝试。1980年5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下称“中征委”）成立，负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1981年12月，中征委制定《目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参考提纲》，列出若干需要征集的中共组织史资料目录，布置了有关专题的组织史资料征集任务。1983年1月，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原则通过《1983年至1985年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规划》，达成各省（区、市）及有关单位承担专题任务的初步协议，其中不少专题涉及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这一时期的中共组织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工作大多是局部或专题的散篇叙述，没有统一规划，也存在着不少讹误。统一征编阶段（1984年春至2000年10月）1984年，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注意各种史料的整理工作。7月，中征委、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方案》，提出征集、整理和编纂从党的创立到党的十二大的系统、准确的中共组织史资料，规定该项工作由中征委、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和各省（区、市）的征集委员会、组织部和档案部门共同完成。12月，第三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召开，正式下达征集、整理、编纂中共组织史资料的任务。各地陆续组织编纂机构，对编纂工作作出安排，但该项工作开展得并不平衡，有些地区由于机构不健全，工作没有全面展开。1986年3月，中共组织史资料第一次全国编纂工作座谈会召开。习仲勋接见参会代表，对编纂工作提出五点具体要求，为编纂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这次座谈会决定从中央到县分工编纂成一套完整系统的党的组织史资料，编纂时限为党的创立至党的十三大，确定具体编纂指导方针为“广征、核准、精编”（1990年3月又增加“严审”）。会后，中征委牵头成立了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为中征委、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由三家单位抽调力量组成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编辑组及办公室。中央编辑组主要承担中央卷的编纂任务，中央卷具体包括两部分：一是党的创立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献；二是1921年7月至1997年10月的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成员名录。省、地（市）、县三级普遍建立编纂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其编纂任务一部分是报送中央编辑组编入中央卷的资料，通常称为上报资料；另一部分为自行编纂、出版的本地区组织史资料，通称为自编资料。随着1987年10月中共组织史资料第二次全国编纂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共组织史资料逐渐进入精编阶段。这次座谈会强调凡编入的组织史资料必须经过严格考证，明确关于人事政治的注释原则，采用文字叙述与名录、图表相结合的表达方式。会后，各省、地（市）、县在完成上报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自编资料。截至1999年，除极少数县一级尚未出版外，全国各省、地（市）、县三级基本完成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出版任务。1990年以后，工作重心转入中央卷的编纂。1998年6月中央卷基本成书。2000年10月，中央卷出版发行，共13卷19册，约1500万字。经过十几年的时间，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共编纂出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3065部，总字数逾15亿。其中县一级2700多部，地（市）一级300多部，省一级29部。这一系统、完整、准确的巨型党史资料库，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为党史研究、档案管理、组织人事等部门从事有关业务提供了许多方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体制改革和机构调整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在编纂过程中，也查清了党的历史上许多众说不一、讹传已久的组织和人事情况，并为平反遗留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提供了史料依据。接续征编阶段（2000年10月至今）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史和文献工作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组织史资料的作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于2019年12月向全国征集各地编纂的1987年之后的中共组织史资料。经半年多时间，共征集到全国省、地（市）、县三级组织史资料1400余册，其中县一级1000多册，地（市）一级400多册，省一级12册。续编工作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广征、核准、精编、严审”的工作方针，在全面征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核实和科学编纂。在“广征”方面，以档案资料为基础，创新征集模式。续编中征集工作主要是向各级组织、人事、编制、办公部门的档案馆、室进行征集。为了从众多文件材料中获取史料，一些地区创新了征集模式。北京市注重对档案文书的规范收集和整理，积极探索出专人管理、定期上交、每年上报等工作原则和方法。陕西省从“路子要宽”“内容要广”两点着手，凡是与编纂组织史有关的资料都进行收集，通过“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方式，全面采集再分类归口，既保证采集资料面广，又避免大量重复劳动。在“核准”方面，确立核实原则，根据续编特点采取科学方法。很多地方确立了核实原则，有“文证”的要以“文证”为准；有“文证”但与事实有差距的，应以事实为准；无“文证”的，应以主证（当事人、主管人的笔记、证言、回忆等）为主，辅以旁证（资料、知情人回忆、笔录等）。对于少量不准确的信息，一些地区给予充分重视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增设了续编组织史资料的内设机构——组织史编研部，对征集到的资料一边整理一边研究，对不准确的信息立即退回。有的地方由于档案资料本身的原因，在遇到姓名用字上发生混乱、任职时间等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时，通过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的科学方法，下功夫进行整理鉴别。在“精编”方面，坚持多措并举，注重编纂的科学性、规范化。一是重视人员培训。陕西省通过举办培训班、采取以会代训等多种办法，有效解决业务不够熟悉等问题。二是落实任务，明确责任。河北省邯郸市制订了责任分工计划，市县两级组织部门、乡镇党委层层落实任务。有的地区采取了主编负责制、编辑人员责任制、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三是完善编纂纲目，推进科学规范。组织史的编纂纲目、体例一般应保持统一性，力争做到文字精练、繁简适当、文风相近、表达准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的地区对纲目进行了适当微调，以更好地服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在“严审”方面，严把“政治关”，规范审核流程。一是将把好“政治关”放在首位。各地在续编过程中，始终以党的思想理论尤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遇到涉及政治问题时严格把关，避免可能出现的政治性、政策性失误。二是规范审核流程。大部分地区设置了初稿自审、征求意见、修改完善、专家评审等审核环节。三是召开专门的审稿会，对各单位所报材料进行当场审阅、纠错，后期细致审校。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写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组织史资料的重要价值，理解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艰辛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坚定理想信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懈奋斗。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的胡乔木、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原北京市副市长叶子龙……这几名中共党员干部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都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秘书岗位与领导岗位相伴而生，其工作性质决定了秘书要正确对待名利荣辱，在无私奉献之余还要不断加强自身能力、深化自身修养。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开国领袖，担任他的秘书，要求当然更高。胡乔木、田家英和叶子龙等人能担此重任，自有其过人之处。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并逐渐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在党内外享誉盛名，曾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重要文件。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精力与才华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稿费、印章 ，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田家英都事无巨细地尽力做好，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叶子龙年仅19岁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从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两次陪同访问苏联，到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枣园，河北西柏坡，到北京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叶子龙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回溯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的秘书生涯，不难看出三人各司其职、能力过人。尽管身居“要位”，但在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时，他们都能做到兢兢业业，不“离位”不“越位”。如何做一名合格称职的秘书？习近平总书记早年间也曾经做过秘书，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专门谈到了“秘书工作的风范”。这篇在网上流传很广的论述指出，领导秘书的最基本要求：一要“清”，公正廉洁，两袖清风；二要“慎”，周密考虑，谨言慎行；三要“勤”，勤奋好学，刻苦上进。秘书在加强自身修养中，还要努力做到“五不”：一不自恃、二不自负、三不自诩、四不自卑、五不自以为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面对艰巨任务，这“三要”“五不”，不仅适用于秘书，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党员干部。开启新征程，需要所有中共党员加强修养、接续奋斗。

新中国开国将军里，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绰号。这些绰号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脾气秉性、风格态度，也承载着一段段历史记忆。这其中，开国大将罗瑞卿的绰号似乎格外多。罗瑞卿的众多绰号里，最出名莫过于“罗长子”。1929年底，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见罗瑞卿个子很高大，便笑称他是个“长子”。“罗长子”的绰号自此传开，毛泽东此后也一直这样称呼罗瑞卿。“罗长子”不仅个子高，更有一股“长子”精神。对于罗瑞卿的工作，毛泽东向来赞誉有加，他说：“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罗瑞卿的另一个绰号“阎王不要的人”，也出自毛泽东之口。战争年代，罗瑞卿作战勇猛多次负伤，屡次从鬼门关爬回来。其中有一次子弹擦着他的太阳穴、斜穿口腔，最终他还是奇迹般活了下来，被毛泽东称为“阎王不要的人”。战场上的“不死鸟”，在和平时期的工作中又有了“拼命三郎”的雅号。以1960年为例，罗瑞卿全年共处理文电3.6万份，平均每月3000份，每天100份，这几乎相当于别人三到四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1977年，罗瑞卿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再度开启“革命加拼命”的工作模式，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地方。看到父亲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孩子们心疼不已，劝他吃饭、睡觉，罗瑞卿却说，你们为什么不劝爸爸多做些工作呢？他说：你们知道《水浒》中有个拼命三郎吗？我就是“拼命三郎”。72岁高龄的他总是说：我要把我当成27岁一样工作。罗瑞卿因为脸颊受伤，嘴巴不能张得太大，无法开怀大笑，说话有时也比较费劲，因此显得很严肃，是出了名的“铁面将军”。罗瑞卿的“铁面”当然不只表现在面部表情上，更多体现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严格要求。即便对自己的孩子，罗瑞卿也向来“不给面子”。因为工作忙，罗瑞卿不常见到孩子们，便在家中墙上写下他的要求，“学习必须是最好的，中学不许谈恋爱，大学不许结婚”“不许抽烟不许喝酒”……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儿女们不能在父辈的荫护下生活，要求孩子们自食其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自身价值。透过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个个绰号，我们看到的是一段段不容忘却的革命史，是珍贵的历史记忆。中国共产党在庆祝百年华诞之际作出重大决策，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人们常用“万里长征第一步”来比喻“征途漫漫”。显然，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去80余年后，“长征”一词已由一个革命话语，融入了中国民众的生活语汇。人们耳熟能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据记载，长征中，有一些红军干部一直坚持写日记。其中，肖锋的日记最为完整详细，几乎一天都不少，内容既包括每天的天气、行军路线、作战行动、人员伤亡、弹药消耗以及俘虏缴获，也包括当天的行走路程、所到地点等。根据这些日记，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进行了初步总结，路程就是据此逐一汇总计算出来的。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长征“二万五千里”的数字。1935年10月，他在吴起镇讲话时说道：“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军）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当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余里”的表述，并紧接着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论断。从此，中国革命历史上就正式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此后，随着毛泽东脍炙人口的诗篇《七律·长征》和以后一些革命歌曲传唱，“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得到更广泛的确认，流传至今。进入新时期，很多人以“重走长征路”的形式对这一里程进行考证。但有观点认为，在长征里程的计算中，还有几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二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三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红军长征的行程。因此，重走长征路的人，用自己所走的里程来计算、验证“二万五千里”，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但也正是这些不容忽视的因素，让人们更加惊叹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因此，“二万五千里”的路途更成为长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符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此时间节点回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有新的感悟——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是什么？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实现？惟有奋斗。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今天，是她100周岁的生日，一场盛大的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生日，总少不了些“仪式感”。于个体而言，一碗细面，一个蛋糕，几支生日烛火。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百年里，她是如何“过生日”的？实际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并没有条件和机会去庆祝生日。直至1938年，位于延安的抗日根据地筹备建党纪念活动，毛泽东等才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过生日”。据亲历者回忆，中共中央当时召开纪念大会，毛泽东也到场。大会下午召开，晚上还有文艺节目，大部分由中央党校的学生表演。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时，全党第一次大规模庆祝党的生日。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规定了“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自此，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建党庆祝活动在全党范围开启。据统计，庆祝大会是这一时期运用最为广泛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庆祝建党成为全党和全国的政治大事，庆祝活动的形式也日渐规范。每逢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被明确。实践中，其它普通年份则通过党报发表社论、召开座谈会、举行晚会等形式进行纪念。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注重庆祝活动的精神内涵。一个显著的体现是，庆祝建党往往与表彰先进结合起来，以促进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氛围。从对“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进行表彰，到今年建党百年之时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庆祝活动的精神内涵进一步升华。进入新时代，随着时代变化和自身需要，建党庆祝活动愈发成熟、规范、定型。普通年份的“七一”，党中央都通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党报发表社论、发表党内统计公报等形式进行庆祝。“逢五”“逢十”的年份，庆祝则更为隆重，形式也更为多样，包括举办庆祝大会，辅以各种主题展览、文艺演出、纪念会、研讨会等。其中，中国共产党召开庆祝大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出席并发表讲话，是当下庆祝建党规格最高的形式。如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当时强调，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今年庆祝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更是在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之外，创新性地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号召全体党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还特地前往新落成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并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参观学习，更加自觉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说。在外界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庆生除了是一场隆重的庆祝外，更成为一次深刻的自我学习和一次坚定的初心回溯。（中新社记者梁晓辉）

北京天安门西侧不远，是当代中国政治“心脏”、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来往于长安街的行人每每带着好奇望向她的正门时，总会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不期而遇。绿瓦、红墙、金字，当现代的执政理念被呈现在厚重的历史背板之上，中国共产党以这种无声的方式对外“自我介绍”——人民，是她刻在“心里的名字”。这句话从何而来？在中共历史上，“为人民服务”由毛泽东在1944年正式提出。据考证，这也是他一生中题词用语最多的一句。这五个大字被刻在中南海新华门内的影壁上，是在1967年。根据中南海工作人员回忆，手写体的“为人民服务”，是从毛泽东在解放后书写的许多条幅中“选出来写得最好的一幅”。迄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这一标语始终镌刻于中共“心脏”之地。“人民”二字，更早已被根植进中国共产党的基因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据统计，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二字出现高达203次。“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回望中共历代领导人的执政思想，“人民”既是中共执政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发展的落脚点。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以人为本”，有评论说，百年大党由“一叶红船”到带领中国巨轮乘风破浪，“人民”正是激励其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当下，“人民”的位置更能被直观感知。面对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中国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穿于抗击疫情的全过程。从出生仅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从在华外国留学生到来华外国人员，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被尽可能呵护。“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正如习近平所说，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外界带着好奇，想知道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中共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党的秘诀是什么，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密码”又是什么时，不妨看一看长安街上的那五个大字，从中或许能发现，中共早已给出了答案。

近年来，“卡脖子”是中国舆论场上的高频词之一，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面临“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并不鲜见，但是，一路艰难险阻走来，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资料图：在“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上，参观者拍摄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模型。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提到“卡脖子”，57年前，那颗石破天惊的原子弹就是一个例子。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在中国西北荒漠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轰动世界。很多人不知道，这颗原子弹在爆炸之前一直有个神秘的代号“596”，在当时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中，它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争气弹。这些代号和名字的来历，要从60多年前的那次“毁约”说起。1959年6月20日，苏联方面致信中共中央，暂缓提供原本承诺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图纸资料，此后开始撤离在华的该领域专家。当时有人断言：“离开外界援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在此时，1959年7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中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并将第一颗原子弹以苏联毁约的年月“596”作为代号，中国的科学家们也以此励志，誓言要尽早造出这颗事关民族尊严的“争气弹”。60年前，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研制原子弹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在西北荒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中，中国人最终用一声巨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为自己争了气。后来，“争气弹”的故事成了“两弹一星”精神的一个缩影，也是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又一体现。今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其中就包括“两弹一星”精神。对于当下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两弹一星”的精神基因依然显得弥足珍贵。正如习近平2020年4月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中所言，“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筚路蓝缕的成长记忆，亦是其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在中国的侨乡，“家书”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侨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20年10月13日在著名侨乡——广东汕头考察时，就走进了一座珍藏着12万封这种特殊“家书”的文物馆。潮汕话以“批”称“信”，近代潮汕籍侨胞打拼异乡，家书和汇款凭证“银信合封”的形式即为“侨批”。为留存这些珍贵的书信，全国第一家侨批文物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于2004年开馆。“侨批档案”此后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约12万封馆藏的侨批，定格老一辈海外侨胞的移民史、创业史，寄托着他们的家国情思，亦是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真实写照。“华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在侨批文物馆，习近平高度肯定华侨的贡献：“他们在异乡历尽艰辛、艰苦创业，顽强地生存下来，站稳脚跟后，依然牵挂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心。”桑梓情深，岂能相忘。回望走过的岁月，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都有海外侨胞的参与。为中国革命出钱出力、毁家纾难，“华侨”曾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之母”。抗战时期，海外侨胞或捐资输财，或回国投效，“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我当时是信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觉得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钱学森在其自传里追忆他归国选择信仰的历程。新中国蹒跚学步，百废待兴。一如钱学森，王淦昌、钱三强、华罗庚等侨居国外的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成为新中国重要科学领域的开拓者和研究工作的组织者。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西方资本还在观望的时候，又是华侨华人帮助中国打开、扩大了和世界的联系，第一家合资企业、第一条合资高速公路、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第一家五星级合资饭店……侨资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邓小平曾说，海外几千万爱国侨胞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中国改革开放，海外华侨功不可没”。涅槃重生的北川中学、“百年奥运，中华圆梦”的“水立方”、开辟国际通道驰援武汉的口罩……点点滴滴凝结了海外侨胞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与海外侨胞结下绵长情义，更留下无数佳话。在延安看到“中国的希望”后，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坚定地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被毛泽东称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是坐着周恩来特意安排的“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我到福建16年，工作中都有一个‘侨’字，也可以说从事了侨务工作16年。”与“侨”有不解之缘的习近平，和侨界感情至深。从公开演讲、署名文章到谈话会见，习近平常常讲起华侨华人的感人故事。“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访适逢中秋，习近平还特意为当地侨胞带去家乡的月饼。身居异乡的海外侨界，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穿越百年历史，“民族复兴”一直是最能打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那句话。“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习近平“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构成了新时代中共开展侨务工作的主线，他强调依法保护华商投资兴业权益，叮嘱侨联组织要“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侨智”，希望海外侨胞当好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与使者，积极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一纸侨批，承载着先辈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共同的“根”“魂”“梦”，更是联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追逐民族复兴梦想的动力源泉。

日前，中组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3.95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年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的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已经成为近年来党费使用的一个惯例。除慰问党员以外，党费还能花在哪儿？关于党费，中共究竟都有哪些规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每个中共党员应尽的义务。历经近百年不断完善发展，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特有的党费制度。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二大党章列有“经费”专章，这是中共关于党费制度的最早规定，明确了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收支权限和纪律要求。对于党费交纳，二大党章严格规定，党员“欠缴党费三个月”必须开除。此后，三大、四大、五大党章基本上延续了二大党章关于党费的规定，只是对具体的党费标准作了适当调整。从五大党章开始，交纳党费成为党员的基本义务，并在历次党章中加以强调。革命战争时期的复杂环境中，中共党费制度的沿革不断强化了广大党员为党尽义务的意识和职责。新中国成立后，党费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缴纳标准，规定了收缴办法，细化了使用范围，完善了监督制度和报告制度，形成了党费制度的基本框架。党费究竟应该交多少？现行的规定中，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经常性的工资收入（税后）为计算基数，分四个档次按不同比例交纳，例如每月工资收入（税后）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者，按照0.5%的比例交纳党费。对于其他收入情形的党员，党费交多少也都有详细规定，例如从事普通农牧渔业生产的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0.2元—1元；学生党员每月交纳党费0.2元。交纳党费，是每个中共党员应尽的义务。《党员管理手册》明确规定，党员交纳党费必须做到自觉、主动、积极，除特殊情况外，应由本人亲自交给党支部或党小组；党员的党费要按时交纳，不能无故拖交。现行党章还作出规定：党员如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纳党费，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由此可见，中共党员交纳党费不在多，关键是自觉、按时、足额。因为“按期交纳党费，是党员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党员党性的检验，也是党员关心党的事业的一种表现。”也有不少人好奇，党员交纳的党费最终都被用到了哪些地方？根据相关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有五大用途：一是培训党员；二是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三是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四是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五是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细数党费的五大用途，无论是培训党员、订阅报刊资料，还是表彰、补助党员，党费来源于中共党员，最终也回馈到党员身上。从第一部党章到如今第十八部党章，党费制度愈发成熟、完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走过百年风雨历程，中共特有的党费制度，持续强化着每一个党员的组织意识、党性观念，发挥着凝聚力量、规范组织、坚定信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