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82岁的邓小平在北京接见全球最大证券交易所——纽交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后者向邓小平赠送了纽交所徽章，而邓小平回赠他的却是一张“小纸片”。事实上，这张“小纸片”是一张面值50元、签名“周芝石”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实物股票“小飞乐”。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这一特殊举动，让国际社会察觉到中国改革的强烈信号：股票市场非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经济。凡尔霖在拿到股票后异常高兴，作为证券业的行家，他随即问到股票上的名字是谁，在得知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后，凡尔霖作了个决定，他的股票不能是别人的名字，要亲自去上海过户。就这样，凡尔霖飞抵上海，来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股票过户手续。在那里，证券部工作人员将改成凡尔霖英文名字、盖上印鉴的“小飞乐”股票和新开的股东卡递给他，他也因此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国股东。那时全国只有上海这一家股票交易柜台，交易中的股票仅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柜台设施简陋，成交价由客户口头协商后写在黑板上。交割、登记卡号、盖章、过户，所有程序都由手工完成，每天的平均交易量只有数十笔，曾被海外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中国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正是从这样的一个小柜台开始，而这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展现的伟大魄力。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要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并非易事，设立股份制公司、发行公司股票、成立股票交易所，都曾引发顾虑和争论。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企业股份制改革开始试点，股份制公司在全国各地竞相出现，证券市场也在试点过程中萌动。作为试点城市的上海颁布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规定》，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抓住机遇，第一个“吃螃蟹”：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以每股50元的价格发行了一万股股票，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从“小飞乐”股票的出现到A股上市公司突破4000家，从简陋的交易柜台到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在一批又一批改革者的探路下，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八大以来，明晟、富时罗素、标普等国际知名指数先后纳入A股并提高纳入比例；彭博巴克莱、摩根大通、富时罗素全球三大主流债券指数也都已正式“拥抱”中国债券。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脚步没有停歇。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现在这一重大改革平稳落地，支持“硬科技”的示范效应初步显现。截至5月底，科创板上市公司282家，总市值近4.1万亿元。科创板IPO融资3615亿元，超过同期A股IPO融资总额的四成。2019年2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中国资本市场数十年蓬勃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未来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将围绕支持科技创新、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稳妥推进，继续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贡献力量。
“不要钱不要物，只想要个第一书记。”这是一句流传在中国乡村地区的顺口溜。“第一书记”是个什么官？为什么这么受老乡欢迎？第一书记是中国减贫历程中的重要力量。中共自2013年始，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其中，第一书记须是中共正式党员，具有1年以上党龄和2年以上工作经历。他们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沉下心、融进去、办实事，担纲脱贫致富“火车头”的角色。《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指出，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300多万名。这个庞大的群体，如同散落在广袤田野里的满天星，在“第二故乡”发光发热。从“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到大凉山腹地，从革命老区到高原藏区，数十万第一书记带着村民“追光”的故事，是十八大后中共带领全国上下同心战“贫”的写照，是中国减贫史上高效而温情的一个篇章。贫困是人类社会顽疾，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为摆脱贫困艰难求索。成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最基本制度保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7亿多人在发展中脱贫；十八大以来，中共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至2020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实现了中国人消除绝对贫困的千年梦想。一方面，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摆脱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显著缩小世界贫困人口版图，中国减贫的“大价值”世所公认；另一方面，不让一个贫困民众掉队，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切为了“人”，中国减贫朴素的“小落点”也引起外界共鸣。村民们脱贫后“眼里有光”的样子，令外国纪录片导演印象深刻。西方学者曾指出，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所实现的最伟大的人权成就；中国的人权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重要的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之贫富，国之责任。长期以来，中共致力于在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这场不放弃、不懈怠的“与穷的战斗”，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过上好日子，让贫困民众“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居住条件”。浙江安吉“一根毛竹”撬动百亿规模竹产业，山西大同的黄花菜成为“致富菜”，家门口的“扶贫车间”成了村民的“幸福车间”，革命老区民众吃上了“红色旅游饭”，一根根网线帮助“土特产”走出大山……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因地制宜的方案，让农民过上了脱贫增收好日子。中国减贫对人的改变，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体现在精神层面。信息流通的加速，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增强，深刻影响和改变着贫困地区民众的思维方式，现代观念显著增强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打下基础。如何对待弱势和少数，是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子。中国的减贫与发展实践对“人”的观照慎终如始，将妇女作为重点扶贫对象，对少数民族整族脱贫特别上心，量身定制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老年健康西部行项目、贫困残疾人帮扶项目……呈现了中国减贫故事中充满人情味的叙事。时至今日，脱贫已成“过去时”，乡村振兴正当时。中共作出了继续向乡村选派第一书记的决定，“扶上马，送到底”，让“希望的田野”上弦歌不辍。
《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荀子》又云：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世间事，大抵都可以在“变”与“不变”间探究其原理。回顾中共党史，入党誓词先后有过数次修改，这是其“变”。而每一版誓词中，“纪律”二字都是被着重强调的关键词，这是其“不变”。从创立第一天起，纪律建设就一直是中共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党之初，中共即以严格的纪律和规矩立党。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只有15条内容，但多数已涉及组织、财经等纪律。中共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并成为此后党章一直强调的内容。加之成立初期，斗争环境严酷，意志不坚定者的叛变，曾让中共蒙受惨重的损失。纪律关乎生死存亡，因此被摆在更加突出位置。1927年5月9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委的前身）由中共五大选举产生。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在此后的战争岁月里，一位位共产党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前作出的选择，从一个个侧面见证了中共的纪律建设之路。夏明翰、陈延年们面对断头台谈笑自若；江竹筠、赵一曼们在老虎凳、竹签子前面不改色。铁一般的意志与信仰的锻造，离不开铁一般的纪律。中外许多研究者也一直在思考，历史上中共为何能一步步由弱到强？又为何能在不利局面中屡屡以弱胜强？答案或可从“纪律”二字中探寻。毛泽东有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而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也曾说过，共产党有纪律，国民党没纪律。成为执政党后的中共如何“防腐拒变”，不断实现自我净化？如何解决“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问题？“纪律”再次成为解题的关键词之一。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党的纪律建设上走出了重要一步。刘青山、张子善两位高级领导干部因严重贪污等被公审处决，共和国反腐第一案见证中共“铁的纪律”。此后，作为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来推进党的纪律建设，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管党治党。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中共纪律建设进一步发力。从制定“八项规定”，到纠“四风”树新风，再到以“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不断强化党的作风建设，中共在严肃党纪上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组合拳”。一段时期内，查处贪官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皆前所未有，“打虎拍蝇”不手软，向国内外宣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习近平更是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严明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值此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与使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思考入党誓词中纪律二字为何始终“不变”，就变得别有一番深意。
提起“上将”，人们第一反应就是那些统领千军万马，在沙场上克敌制胜之人。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中，却有一位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传奇将军”，他就是被称为“中共特工王”的李克农。可能有人会问，他凭什么能跟那些战场上建功立业、百死余生的将军们相提并论？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共的历史上，李克农们到底作出了怎样难以估量的贡献。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老话，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李克农便无愧于这样的评价！在看不见硝烟的隐蔽战线上，李克农和他的战友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孤胆英雄”，不但要有足够的“勇”，更需要有充分的“智”。只有如此才能在犹如万丈深渊之上走钢丝的环境中，屡屡获取关键情报。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情况万分危急。正是李克农将钱壮飞提供的情报及时传递给中共中央，为周恩来等果断决策紧急撤退争取了时间，让中共得以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事后，陈立夫感叹只差五分钟就能抓住周恩来，蒋介石更是懊恼地拍了桌子骂了脏话。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的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抗日战争期间，李克农领导中共情报部门获取了大量日伪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证据。抗战胜利后，李克农又领导情报部门，为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更是指导中共隐蔽战线提供大量情报，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以上仅仅是李克农和隐蔽战线上的勇士们诸多功劳中广为人知的一些案例。试想一下，若没有他们的工作，中共在历史上将多付出怎样的代价？将额外承受多少的损失？一方面，他们卓越的情报工作让中共面对敌人几乎拥有了“读心术”。因为知己知彼，所以能够百战不殆。另一方面，他们又默默充当着中共的“保护神”，让不知多少同志躲过了杀身之祸，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与正面战场上的兵来将挡不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李克农和他的战友们终日身在龙潭虎穴之中，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经典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遇到的危机和作出的贡献，恐怕也仅能反映出李克农们亲身经历的“九牛一毛”。从这个角度而言，李克农之所以位列开国上将，恰恰代表着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人不会被党和人民所忽视和遗忘。他们的贡献与功勋同样牢牢镌刻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深植于中国人民的记忆、怀念与崇敬中。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1949年9月，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的陈望道。2019年6月3日，上海，复旦大学内的陈望道塑像。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随后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图为毛泽东与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在延安合影。
